1950年2月的台北夜雨刚停，街角昏黄路灯下的“中美合作所”楼顶，裹着军大衣，一支香烟接一支地点。他很清楚，自从踏上台湾这座孤岛，自己那套在大陆横行多年的“军统办法”正在迅速失去效力。戴笠那架坠毁在南京的飞机配资咨询平台，把他的靠山埋进焦土，也把他彻底推向了独木桥。
毛人凤的危机其实更早埋下。1946年保密局成立，蒋介石安排挂帅，让毛只能当副手。对手太多，资源太少，他拼命向上拱，用尽了“忍、等、狠”。短短一年半，他借着郑介民升任国防部的空档，总算捞到局长椅子，却也因此暴露了自己在军统并无深厚人脉的尴尬。戴笠时期的“十人团”成员多数对他不服气，外勤骨干有人嗤他为“书僮出身”。
上海、南京相继无险可守时，毛人凤接到蒋介石“宁毁不留”的指示，连夜在几座城市布下炸点。杀人放火之外，他抽掉大笔公款，暗建潜伏网。只是，他没料到这批新招的电台组大多线索外泄，后来被华东局逐个拔掉，搞得人心惶惶。毛还以为到了台湾可以把“情报帝国”再次扩张，却发现真正的风暴来自蒋经国。
蒋经国先是接管中统，再创办干训班，随后对保密局伸出手。郑介民为他出谋划策：“把内调、保密两局骨干重新拉到你名下，让毛人凤守个空壳。”蒋经国对这一招心领神会。当年在延安学习苏联情报制度时，他就明白，掌控人而不是机构才是关键。于是，一个个训练班开进阳明山，保密局老特务不得不定期去听“太子爷训话”。
毛人凤表面笑呵呵，暗地却狼狈。他把“叶翔之收贿170根金条”档案摊在桌上，准备用军统老家规杀一儆百。蒋经国抢先一步，给叶安排了保护性职务。随后跑到士林官邸，对蒋介石赔个不是：“叶翔之可造之材，让他赎罪立功。”蒋介石点头，父子低声交谈几句，事情就此定下来。
接着的情形有些戏剧化。蒋经国前脚迈出客厅，毛人凤后脚抱着公文袋进门，奏报同一件事，还想用“贪污”罪名一锤定音。蒋介石不耐烦地抬手：“别念了。”毛人凤听得出话里杀气，心底发凉，却只能赔笑退下。那一刻他意识到，靠近宋美龄或许还能保一线生机，否则前景只剩黯淡。
1953年冬，杜长城端着一份“奇招”登门：绑蒋经国，然后由毛人凤出面“救驾”，即可重树威望。“可行吗？”毛人凤狐疑。杜拍胸口：“天衣无缝。”两人密谈到深夜，最终拍板。可是盘算再密，也架不住对手布网。杜长城为筹经费暗中走私黄金，一条线索被“调查局”截获。不到三天，杜被抓，刑讯中全盘托出。蒋经国拿着口供递给蒋介石时，只说一句：“此事恐非毛局长所能独揽。”老蒋勃然，震怒传遍“总统府”。
杜长城当天枪决。毛人凤被宋美龄保住性命，却再无实权。保密局被改名国民党军情局，所有重要部门直接交由蒋经国指派。外界讥称：保密局“只剩招牌和两间办公室”，毛人凤沦为挂名中将。往日络绎不绝的访客消散，旧部一个个换了门庭。有人背后议论：“毛老板当年笑面虎，如今笑得太累，牙都松了。”
丧权辱志的日子难熬。毛人凤自认还能一搏，于1955年提出“斩首大陆领导人”计划，誓言要在万隆会议前刺杀周恩来。蒋介石一度兴奋批准，可行动组却在香港触礁，几名执行者连同爆炸物被捕。计划泄露后，英、美媒体连篇报道，蒋介石颜面扫地，直接把责任推到毛人凤身上。毛受到警告，不准再擅自行动。
从那以后，毛人凤胃中灼痛加剧，常常夜半呕血。他借酒浇愁，却越喝越沉。台北马偕医院给出诊断：胃溃疡恶化，肝功能异常。医生嘱咐进一步检查，他却摆手：“还轮不到我。”周围人看得出，他的情绪被长期猜忌与冷遇碾压，身心都在崩裂边缘。
1956年春，美国专家做活检后确认是肝癌晚期。消息传到台北政坛，许多人摇头叹息，却没人主动探视。毛人凤手续办得很快，赴美手术，切除部分肝叶。手术结束后，他拖着管子对护士嘟囔：“戴老板走得干脆，我却拖泥带水。”语气里既有羡慕也有酸楚。
10月11日，毛人凤回到台北，病榻就安在景美的住所。三天后凌晨，他突然剧痛，呼吸急促，家人仓促送往三军总医院。医师会诊结论：肝肺已全面衰竭，救治无效。10月14日23时整，心电图划出最后一道直线，终年五十八岁。留在病房柜里的文件袋只装着旧日荣誉证书、几张照片，以及写到一半的备忘录。末尾一句潦草： “十年苦心，全错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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